《繁花》剧照 陈丹青最近有点忙,他刚刚完成了《上海赋》的策展,一些音频节目也在陆续上线。 借着观展的机会,我们前不久在乌镇与陈丹青进行了一次长谈,以展览《上海赋》为引,聊人与故乡、人与城市的种种关系。 人的一生,可能就是不断地看与经历,然后年老时拥有一大包记忆,在沉甸甸的回忆中,撞见轻快的自己。 全文1.1万字 阅读时间约30分钟 01. 上海赋 陈丹青:你是观众,你先谈谈对这个展览的看法好吗? 理想国:好啊。我看完的一个直观感受,就是信息量比较大。一进去是很大一面墙的文字,我在那儿站了挺久。

外包美工 陈丹青:上年纪的人,肚子里都有一大包记忆

外包美工 陈丹青:上年纪的人,肚子里都有一大包记忆

《繁花》剧照

陈丹青最近有点忙,他刚刚完成了《上海赋》的策展,一些音频节目也在陆续上线。

借着观展的机会,我们前不久在乌镇与陈丹青进行了一次长谈,以展览《上海赋》为引,聊人与故乡、人与城市的种种关系。

人的一生,可能就是不断地看与经历,然后年老时拥有一大包记忆,在沉甸甸的回忆中,撞见轻快的自己。

全文1.1万字

阅读时间约30分钟

01. 上海赋

陈丹青:你是观众,你先谈谈对这个展览的看法好吗?

理想国:好啊。我看完的一个直观感受,就是信息量比较大。一进去是很大一面墙的文字,我在那儿站了挺久。我也听了导览,您也提到,这次展览的确思绪很多。

第二个是我的发现,我大概看出来了您分的群像,30年代到新世纪这头二十年,分了几组不同年代的人,在分别展现他们眼中的上海。其中,我最喜欢的还是90年代陆元敏老师拍的照片。

后面我会再提到,也会有些相关的问题请教您。现在,先由您来介绍下进门那面墙吧。

陈丹青:那面大墙先要给展览有个基调。时间跨度蛮长的,1934年到2024年,当中90年。这90年由电影和电视剧串联起来,全是上海主题。

木心美术馆《上海赋》特展

动机呢,来自《繁花》,而《繁花》又用了《上海赋》片段作台词,所以一个影视剧,一个大散文,历史维度出来了。这样我才有理由把其他电影加进去,比方阮玲玉1934年拍的《再会吧,上海》,1937年《马路天使》,1948年的《太太万岁》,1949年的《乌鸦与麻雀》和《三毛流浪记》。

进入五六十年代,电影就不一样了,今天的年轻人知道这些电影的,很少很少了。海报上是赵丹和胡歌,知道赵丹的人也非常非常少了,这个影像是他在《马路天使》里,当时他大概19到20岁左右,是民国第一小生,也被认为是亚洲的三大小生之一,另两位是苏联的和印度的。

这个展览可能对两部分人有意思,一部分人是我们这一代,广义上的40后、50后、60后,是从那个年代过来,虽然当时也看不到民国电影,但是对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那个上海,我们非常熟悉。你说怀旧也好,唤醒记忆也好,这个展览有作用。

还有就是对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喜欢上海,但上海发生过什么事情,他们只能从最近的《爱情神话》有点感应。此前关于上海都市魅力的电影其实很少很少,你说是不是?

《再会吧,上海》剧照

我想对这一部分人说,如果你喜欢《爱情神话》,如果你喜欢《繁花》,如果你喜欢上海,你知不知道过去有这么多电影是在讲上海?每个阶段都不一样。你属于第二类人,你觉得有作用吗?

理想国:我看展览后的确想把那些电影找过来看。

陈丹青:我最近有关于这个展览的采访,都会问我,你最喜欢哪部电影,你选某个电影的“特殊意义”是什么?这一问,我发现他们还是在聊电影,哪部好看,哪部不好看。

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是:所有进入历史的电影都有意思,重要的不是那部电影,而是这部电影的时间位置,一个是在48年、49年,一个是在62年、63年,一个是在九几年,一个是在零几年……对我有意义的是这个。

但我从采访提问看出来,要建立历史感蛮难的,大家只关心时下的电影,聊哪部好,哪部不好,在时间隧道走不了多远。往回走走10年就不得了。10年前的电影,要么不关心,要么不知道。所以我看到的不是电影问题,而是一个大规模的、习惯性的历史感缺失。

理想国:除了历史感,在动机上,您觉不觉得这次展览的私人性大于公共性?对您来说是这样吗?

陈丹青:如果有私人性,只有一个:我是上海人。还有就是,年龄大了,可以回忆的电影差不多涵盖我生命里60年左右,从大约10岁看电影算起,你看了60年的电影,总会有些记忆留下来,所以这个展览是老人办的展览,但我不觉得这是私人性,而是阅历。

木心美术馆《上海赋》特展

理想国:当时这件事被提起来的细节是什么样的?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和《上海赋》《繁花》的关系。

陈丹青:2月份看《繁花》时完全没想到办展。3月份,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跟我说——因为我跟他聊《繁花》——他说:你们美术馆如果有空档,可以做点什么啊。

这话启发了我。我决定事情非常快,差不多一分钟就决定了。Yes!试试看!当时最先想到的是《马路天使》,不是《再会吧,上海》,后来有人跟我提这部电影,我一查,正好1934年,跟2024年接上,是个整数,90年。我立刻把片单理出来,展览的框架就有了。

但光是电影还不行,因为是一个美术馆的展厅,所以就想到摄影非常重要,接着又想到绘画,金宇澄就是个画家,非常巧。当然,我一直惦记张光宇,也爱张乐平的《三毛流浪记》,而1949年正好又有个电影《三毛流浪记》……所以展览的血肉出现了。就像你看到小展厅外墙、内墙的装置,我脑子里立刻就有了。

其中关键是出现陆元敏和雍和的摄影,拍的都是90年代,那是我们所有人能接受上海的时间点。

我们谈论上海有个长久形成的趋势:所谓老上海指的是民国,其实不是的。我童年少年时代的那个上海,5、60年代到70年代,也是旧上海,距今50多年了。《繁花》里那个90年代炒股的上海,也是旧上海,不要忘记,放在今天,阿宝、李李、玲子,在生活里都是老人了。

宽一点算的话,从2000年到今天,才是真正的新上海,此前都算是旧上海,好几个旧上海。但你今天在上海要找到能唤起回忆的部分,很有限了, 90年代以后,浦东出现了,很多老弄堂给推掉了,更多的大楼建起来。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用早先的摄影、绘画,尤其是影视,呈现它。

02. 上年纪的人肚子里有一包记忆

理想国:这一次大部分展品,都是跟您同时代的人创作出来的。像金宇澄,陆元敏老师,还有王家卫,其实都是。

陈丹青:全是50后。我们是民国那代的孩子,是现代青年的长辈,九十年里,我们居于中间段。

《上海赋》特展,金宇澄、张光宇作品墙

理想国:那您能不能把这些人对上海的展现,对比起来说下有什么区别?

陈丹青:这不已经展出了吗外包美工,你都看了,看不出区别吗?

理想国:我会觉得陆元敏老师展现的那个上海是最真实的,能看到90年代改革开放对人的影响,除了兴奋,也能看到兴奋之下的生活,以及生活里面的一地鸡毛,因为他拍的大部分是生活的场景,有弄堂里的人,大家要搬家,家里的那些老物件,又很破败,青年对着镜子在发呆。所以我会觉得层次很丰富。

至于《繁花》,我其实没有完全看过,只看展厅里面的选段,我会有一个印象,会觉得导演看上海的时间,是站在现在。因此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今天的上海人或者是说外地人对上海的理解,虽然他拍的是90年代。

陈丹青:你的意思说他的时间位置是今天?

理想国:对,不在90年代,因为90年代应该就是陆元敏老师捕捉下来的那个样子。

陈丹青:所有电影都是这样。美国有个电影叫《Once upon a time in the New York》,拍50年代的纽约,但拍摄时间是80年代,是一种回看。每个城市都在拍怀旧电影,拍一个有时间距离的故事——短则30年,长则50年——然后一起来看看,做一场梦,回到那时的上海或者纽约。

王家卫的《繁花》、去年的《狂飙》,都是这样,拍摄的时间点在今天,表现30多年前一帮人如何致富,发生了什么故事。

《繁花》剧照

你说得对。陆元敏给你一个证据。问题是,他是在1993年看着他拍的人物,你在2024年看着他的照片,包括他照片中的人物,当中隔了31年。所以你的观看位置也在今天,不在90年代。如果你在1993年看到他的照片,跟现在的感觉很不一样的。你知道,照片储存时间。

譬如那个青年人站在房间里发呆,对着镜子,周围摆的每样东西都在说话,有月份牌,有最后晚餐和耶稣升天的校印刷品,还有放花的吊篮,里面已经空了,加上当时的报纸,一张大国画,画的是梅花……种种这些,都是上海中上家庭的样子,那个青年住在他的老洋房里,像个失业的人,也像个单位里的人——在九十年代某个下午的某一瞬,他站在那里。这张照片讯息非常多,透露岁月感。你能感到岁月感。因为你在时间这一端。

理想国:在证据面前,追忆能走到哪里?您的展览是在追忆吗?

陈丹青:我不是要大家追忆。我无法要你接受我的记忆。我是要让你“知道”。

理想国:但对您自己来说,是做追忆的动作吗?

陈丹青:追忆帮我建立了展览,但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追忆,也不是为了怀旧——你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怀旧情绪放到展览上,说:大家跟我一起怀旧吧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
德国人基弗的许多大画是关于二战的废墟,有他的哲学思考、历史思考,有人说,你是为了让我们怀旧它。他说不是,我是要让大家“记得”。这句话说得好。所谓“记得”,意思不是说:你要记得我所记得的,而是,你得知道在你出生前你不知道的事。

我们这个展览想说:上海的50年代,是这样的,30年代是这样的。最后,还原为一种看。你看了,你就知道,引发你也许会记得,或者,跟你记得的事串联起来。年轻人记得的东西总比老年人少一些,或者是碎片,跟老年人的碎片加一起,过去的图像,上海的图像,就会相对清晰。

人有一种本能,一是对未来的想象,一是反方向的想象。你总想知道过去是怎样的,现在忽然扔个东西在你面前,你知道是这样的,就可以了。

理想国:这种对过去的求知欲望,会不会跟年龄、阅历会有关系?在生命的上半段朝向未来,在生命的下半段转回过去。

陈丹青:每个人不一样。敏感的性格会在很年轻时就有旺盛的记忆活动。木心美术馆的一位青年设计家,92年生人,我们俩合作了九年,设计每个展览的海报和展厅布展。他可爱极了,说他在12岁时就想写回忆录。我仔细一想,对啊,人在12、3岁已经有无数记忆,而且想说出来。

当然,上年纪的人肚子里都有一大包记忆。你虽然年轻,也一样啊,你慢慢活下去,这包记忆会越来越大。但是照诗的说法、哲学的说法,未来也是记忆,照木心的说法,宇宙就是一个记忆。

人生除了记忆,还有什么呢?当然,还是有想象,加上记忆,二者有时候很难区分,所以我会把记忆说成反方向的想象。

因为好奇嘛。70年代末老电影开禁了,我看到《马路天使》,非常开心,原来赵丹小时候长这样,那时上海长这样。忽然,我的反方向想象跟历史接上了。就是这样,人本能地会有这个愿望。

03. 此情可待成追忆

理想国:因为这一次要看《上海赋》的展览,而《繁花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,我就又把您和《南方周末》关于《繁花》的采访找回来看,里面您就说,任何文艺作品只要把那个时代它的真实性展现出来一星半点,您都会脆弱。但这句话没有往后讲了,能不能往后讲一讲?

陈丹青:为什么哭?我看《繁花》最感动的部分是胡歌跟雪芝的那段,因为它讲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事儿,70年代,雪芝,一个公共汽车的车花,胡歌爱上了她,我一看就会流泪。我没有过那样的经历,但每次去火车站下乡坐的是49路或17路电车,我们都知道车上有个好看的姑娘,如果正好碰上她在,就会慌张、兴奋。

木心美术馆《上海赋》特展

那时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姑娘经历过什么,但《繁花》告诉我,她也有爱情,后来到香港去了,再后来,她死了。那也很真实,运动刚结束的1977年,我亲眼看到第一批申请去香港的人在派出所排队,一看就知道是备受打击的资产阶级家庭,他们在香港有亲戚,国门稍稍开了一点,允许他们走了。

我最脆弱就是看《人世间》,讲的都是知青年代。最近我在飞机上点开看,还是会哭。

你想想,哪天你六、七十岁了,忽然看到零几年、一几年你年轻时代的往事,而且演得真实,你肯定会像我一样。gone with the wind,都过去了,无论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故事。

理想国:那这一次《繁花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讨论——包括在外地人那里,在非上海人那里,是不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90年代的切片,并且是一个典型的重点切片,它大面积地引发了大家对过去的一种怀旧情结。观众在看的其实不是上海了,而是过去。

陈丹青:在这个意义上,《繁花》和《人世间》都是年代片,《繁花》让大家想起最有奔头的那些年,大家发财致富,有个梦,都着急摆脱此前的贫穷,土,你要知道,80年代的上海,70年代的上海,土得要死。1978年我在上海刚开的所谓咖啡馆喝第一杯咖啡,居然倒在泡茶的玻璃杯里,味道跟刷锅水一样。

理想国:我觉得还有一点是,之所以对过去怀旧,其实还带着今天的对比。

陈丹青:所有记忆的时间点不是你回想起的那一刻,而是你正在启动记忆的瞬间,也就是,“今天”、“此刻”。你放心,再过30年还会有另一部《繁花》让你来怀今天的旧。你今天的种种不如意,你会在30年后的电影上看到,带着你30年后的时间点回看你的今天——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
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捷克人说得太好了:“我们那时其实很幸福,但我们一点不知道。”这话李商隐早说过了,“何日倚窗共剪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、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

当然,李商隐说的是爱情,但所有事情都是这样。木心晚年有很短的一个句子:“活过的日子都是好的。”你看,他老了,快死了。那时,囚禁也好,受辱也罢,一切都是“好的”,因为他活着,而且年轻。

理想国:他也讲了相反的话,他说死亡就是休息了。

陈丹青:人会想出各种话谈论死亡,让自己稍微好过一点。但我一句都不信。关于死亡的短语都不精彩,木心也是。休息个屁啊,休息的时候人知道自己还活着。

04. 干吗要有故乡?人喜欢移动

理想国:那回到您跟这个展览的关系,昨天我跑去美术馆上面看木心,刚好看到他说“血地”,血地就是出生地的意思,上海是您的出生地。

陈丹青:第一妇婴保健医院,现在还在,我妈说我在那出生,不记得是延安西路还是哪里。

理想国:那您对上海这个血地有乡愁吗?我会觉得您不是乡愁,而是您说的上海情结。

陈丹青:我不会说乡愁,因为我不会说上海是我的故乡。所谓故乡是指世世代代住在这个地方。但你得接受:故乡是个过时的概念,现代人其实不太有资格说哪里是他故乡,除了农民,他跟这片土地有三四代以上的关系。

交通发达,人口流动,城市化出现了。没几个人有资格说他的故乡在哪里,因为顶多到上一代为止。比如我,我爹妈当时分别从广东和浙江到上海工作,我不会称上海是我故乡外包美工,但那是我的所谓“血地”。

还有,理论上我16岁就不是上海人了,户口被注销了。我一直蛮自觉带着“我不是上海人”的意识,来看上海。年轻时这么想,非常委屈,现在这么说,是故意发嗲。我曾是这里的人,但找不到认同感了——我不是你们,你们是上海人——是这样一种心情。我喜欢这种心情,有点像个间谍,对人瞒着心事。

理想国:还有一堆情结。

陈丹青:谈不上情结,情结是你想要实现的愿望,不实现你不舒服,可我没说非要搬回上海住。

《繁花》剧照

理想国:但您其实近期谈论上海多。看这次展览,我觉得您关于上海好像有很多想说的话。

陈丹青:这个展览是主动的,但跟上海不太有关系,有关系的是:我怎么会正好找到这个点,1934年到2024年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繁花》非常重要。《繁花》催生了这个展览,而在《繁花》背后,居然有一篇《上海赋》,木心在30多年前就写好了,这帮我有个理由将展览内容串联起来,至少墙上可以放很多《上海赋》的语录,像电影旁白那样。

这件事让我很开心,但未必是我对上海存了一个情结,几十年放不下,非要看这回做成了没有,不,这种执着我没有。要不是有人提醒一句,两个月前我没想到会弄这个展览。

理想国:那我能不能这么说,情结其实是有的,但在这件事上不是出于情结。因为如果您没有情结,看到剧里的上海故事,为什么会脆弱?

陈丹青:我看到东北的故事、看到欧洲美国日本的故事,也会哭啊。随便哪里的故事,只要人性被说出来,说得让你相信,我就扛不住。

理想国:那您注意的是时代,不是上海。

陈丹青:这个展览的“时间”比“地点”更重要。但我也不能说地点不重要,我不会去办一个北京赋、天津赋,我还是个上海人嘛,外包美工这我愿意承认,也许我还有上海情结吧。maybe,随便。但真正重要的是人性。人性被说出来,地点时间都不重要。

理想国:但您没有乡愁。

陈丹青:我要有乡愁,早就搬回上海了,我愿意待在乌镇,愿意待在北京,每次经过上海也蛮开心,小街上走走,现在的梧桐区的小街实在是好,心里吃醋呀。

但这种吃醋的感觉,也很好。老年人看到年轻人就会吃醋。打扮得很好看,那么干净,小咖啡馆窗户看进去,哪位小姑娘打扮好了,面前放一杯饮料,一块蛋糕,在那假装看书,写点东西。那个片刻,我就想,老子他妈这个年纪时就是一条草狗。但这种感觉很甜蜜,蛮好的。

理想国:您有没有留意到,最近有一种情绪,就是一种对乡愁的乡愁,大家在找乡愁这个事儿。

陈丹青:比如说?

理想国:我只能说我的感受。比如现在东北文学起来,你看到写东北的作家,他跟东北有这样的一种关系,你就羡慕他,他有这样的一个地方,让他有东西可写。他有这样的记忆。

陈丹青:对作家来说非常重要。那座城——咱别说故乡之类,也别说乡愁——就是那座城,他在城里大街小巷长大的,现在再看,怎么成这样了?我在路边咖啡馆看到时髦透顶的青年,也会想,怎么上海成这样了呀?

对作家来说,这很珍贵。我遇到过三四个东北作家,非常非常明白他们对那个城的爱恨交加,那种萦怀牵绕,那些回忆一定要说出来,这事儿才放得下。我非常非常理解,可惜我不是作家。

所以我看了《漫长的季节》非常非常感动,我愿意再看一遍。我不光对上海有感情,对哪个城市都有感情,只要它真的在作品里说出来一小片段、一个角落,我都会扛不住。

《漫长的季节》剧照

《人世间》里有个贫民区。晚上一对男女少年在穷旮沓里悄悄讲话,没讲什么难受的事情,而是那女的在发嗲纠缠:以后咱俩好呗……可是我哭得一塌糊涂。哭什么呢?就是那句话:“那时我们很幸福,但一点不知道”。不知道什么呢?不知道自己多年轻!

现在那个穷旮沓不知在不在,也许全都变小区了。上海穷弄堂里的事儿,远远没被说出来,《马路天使》倒说出来一点,但那是30年代的穷弄堂。

理想国:您觉不觉得,这些故事没有被说出来的原因,是因为故乡的消失,人跟城市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,它消失了,变成了北漂,变成了沪漂,什么漂,就类似像这样的关系。

陈丹青:不。跟故乡没多大关系。我不爱看人回忆故乡,写故乡——你得写得足够好,像鲁迅写闰土那篇,才吸引人。不然谁愿意跟着你的唠叨,怀你的旧?什么爷爷奶奶之类,写故乡的作者最容易陷入自我感伤。

台湾那位大散文家王鼎钧,一辈子再没回过鲁南故乡,写了好几本,我看了没感觉,因为他自己太进入,没了我的余地。但他的四部曲回忆录就很伟大,写童年,写流亡,写大时代的小人物,我读了两遍,处处感动,因为他走出自己的怀乡,进入普遍经验。

我不愿意说会写故乡的作者没有了。人跟城市的关系一定会有,不会消失,只是这种关系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过去的方式,过去的叙述,说出人跟城市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,如何如何。但城市在变化,人跟城市的关系也在变化,而这种变化有没有被说出来,我关心的是这个。

据我知道有很多叙述已经出现,就是,在“原乡”消失后,人跟所谓乡也好、城也好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,我想知道。也许是失落,也许是陌生,也许是认同,被接纳,彼此接纳。人跟任何地方的关系,总会进入文学叙述。我很羡慕会写剧本、会写小说、会拍电影的人,他们把自己跟他待过的那个城、那段故事,终于说出来了,每个人的一生,不管他是不是艺术家,都会背着一坨记忆,一辈子放不下。

不管他跟这个城市的缘分是深还是浅,只要在他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,或者中年奔波奋斗的时代,跟这个地方发生过关系,就会有故事。我重视的是故事和故事里的人,它会带出那个地方。

我记得在纽约的一次谈话中,跟美国的艺术家还是什么人,我忘了,我们谈到所谓家,所谓故乡——当时我自己在纽约,很想中国——结果对方很诚恳地告诉我,她说,我们现代人都没有家的,都没有故乡。

这句话启发了我。我们还没走出“故乡”的概念,没走出人与故乡关系这个概念,好像失去这个概念,我们就少了什么。不是的,我们进入另一种关系。

理想国:您很开放。

陈丹青:不是开放,而是感觉,你得说出你感觉到了什么,如果你感觉到故乡没有了,这个感觉要说出来——为什么你有故乡?我没有了?等等。这一切很有意思,都是人性经验。我相信你怀念的不是原乡文学,而是作品写得很好,勾起你对你的原乡的情感。

不过是你自己要离开你的乡,离开后渐渐带来所有你的不安,你的伤心,whatever,你得自己承受。

理想国:或者说,让我看到了我的缺失。或让我以为那是缺失。

陈丹青:我们缺失的东西太多了,这种缺失实际上是现代性带来的。所有现代性带来人的缺失。在相对传统的语境里,譬如故乡、亲友、族人、玩伴,构成浪漫的叙事,很迷人。

在现代性面前,人跟人陌生,变成路人。这是普遍的话题,但现代性就是要消灭故乡的。干吗要有故乡?人喜欢移动。这种现代性早就被叙述了,从本雅明那代人就一直在叙述。

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,他浑身不舒服,他要说出来,他非要说出来才痛快一点,而我相信最最失落的不是你说的这种缺失,而是,在一个你出生长大,再熟悉不过的城市,你进入它,你却不认识它了,它也不认识你了。

我每次回上海就有这个感觉,很多地方不认识了,但有些地方又变得很好。最让我困扰,同时,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经验,就是,我认不出它。明明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城市。

人和城市的关系指什么呢?是有个家在这儿,有一把开门的钥匙吗?我喜欢的是租界那些马路,静安区那些马路,我的家、小学、中学,都在静安区,还是那几条路,还是那几个转弯,但它在视觉上完全变了,一个对你刻骨铭心的符号,在原地点、原建筑那儿,生生改掉了,不再是那个符号,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。

《爱情神话》剧照

理想国:刚才您也说,如果我们能够把对城市的失落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,就还是一件好事。但我其实在问的是,缺失对人的影响。这件事的经验它会给人带来哪些影响?您经历过那么多的城市,您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,有没有这样的体验?

陈丹青:我只能告诉你这是现代性的影响,过去意味着确定性,一切好像天长地久。但从另一面想,人的适应性非常强,欲望也非常强。如果你说的这些缺失都成立,而且这些缺失真的是人不希望缺失的,那么在另一面,所有人参与了这个缺失。也就是说,大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,为了摆脱过去,摆脱土、穷、落后,我们集体同意进入现代性。

理想国:没有集体,没有我们,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代际的,上一代人同意了,下一代人没有同意,下一代人是生活在上一代的结果上,对不对?

陈丹青: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,你的意思是说,你们这帮老混蛋,为了不要再过那些日子,改变了这个空间,等我们长大了,我们就来承受你们选择的结果,大约就是这个意思。

理想国:哈哈。

陈丹青:别“哈哈”。不止一个青年跟我说过你的意思,很委屈,甚至带着难以消化的怨。该怎么说呢,第一,你没经历过上代的前现代生活,譬如在北京胡同,数九寒天,你得半夜起身到胡同另一头公共厕所方便,再譬如上海弄堂,十余户人家共用一口水井,一个水龙头,那种争吵,那种头破血流,而且每一户几乎都是三代四代同堂……你现在有独居空间吗?至少有淋浴设备吧?你能想象用破盆子洗澡时,帘子那端坐着你的爷爷吗?

第二,如果你仍然坚持:我们没同意!我只能这么跟你耍赖——我们生长时也没同意上代人的选择,但必须活在上代人给出的空间和生活方式里。我们甚至从未想到过同意不同意,只是照单全收,敲锣打鼓,胡乱哭笑,几万人几万人被撵到山沟去。

然而第三,时代进步了,你们能凛然说道:No!我们没同意——你是对的,因为我们有过一模一样的感觉,那种被上代人“决定”的感觉。但我告诉你,用这种方式说服(近乎告诫)年轻人,仍然是卑鄙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没有权力用自己的代际遭遇告诫(近乎胁迫)下一代。

文艺和影剧的作用,可能比较温和。譬如《繁花》,它出现在一个对的时候,早20年未必是这种效应,因为那时你还没长大,没意识到说不——但请原谅,我还是忍不住问你:你肯定念过大学,并在理想国以这种方式谋饭,ok,你愿意像雪芝那样,高中毕业后在公共汽车卖票,然后忍心别了阿宝,去香港做女侍应吗?照实说,在那个年代,上海少说也有五十万青年羡慕雪芝,因为她还能留在上海啊。

理想国:《繁花》上映也许刚好切合了一个时机。这个时机,对我而言就是,你突然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过去。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过去、有谱系的人。

陈丹青:我从来关注“过去”。但我听下来,你的意思是指归属感。归属感是蛮具体的,你没这个归属,你不安全,对吧?但归属感不是历史感。当我拥有历史感,我觉得蛮好的,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
05. 你们没有流亡过

理想国:说到归属感,写了《上海赋》的木心,最后还是回到乌镇了。他之前去算命,算命的人就告诉他,你要离血地越远越好。他果真就去散步了,散到纽约,最后还是散回来,但他还是坚称自己是绍兴希腊人。

陈丹青:他说绍兴希腊人,是个诗意的自我描述,说出他的文化立场。但是他回来后说过很重要的一段话,就是“从故乡出发,千山万水,一直流浪到故乡”。意思是说,乌镇还是流浪之地,不是他的故乡,也就是说,他是浪子,到了故乡还是浪子。

理想国:浪子策略性回头。

陈丹青:这句话另有所指。但他回乌镇时,心态还是浪子,我能够理解。他完全没想到出走50多年,还是回来了。他是个所谓世界主义者,他一直说服不了自己,就是:我是伊卡罗斯,我要越飞越高,怎么又飞回故乡了。

结果浪子回头了,所以这件事只能说是个意外,绝不是他晚年的主动选择。故乡如果不邀请他,他会终老在纽约,死在纽约。但他屈服了。他在遗稿里有一段话很好,他说我得说服自己,然后像个盲人一样,有人牵着手,穿过江南的雨雾,回到故乡。我发现他还是想找个诗意的说法,给自己下台阶,然后回来。

《木心物语》剧照

理想国:木心也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人,对不对?

陈丹青:他没有,他不要归属。

理想国:既然他不要归属,那他回乌镇,就不应该有不情愿,反正他在哪里都是一样,为什么他不情愿回乌镇呢?

陈丹青:你还是不太了解他。一个像他那样的人,已经出去20多年了,最后故乡来叫他,他会是什么感觉?如果上海市政府托人带话给张爱玲,回来吧,我们给你养老。我相信张爱玲绝对不肯回来的。

当然,我不愿这样解读她,也不该这么解读她。但是木心对张爱玲最后这样死去,非常难过。他在遗稿里写了,说张爱玲晚年是古今中外作家里最悲惨的例子。我无法让你理解木心看待张爱玲的这种感触。你们没有流亡过。

我猜木心不要自己也变成那样,我更不希望他这样。但是张爱玲非常决绝,她真的做得出来,不告诉任何人,不求助任何人,就躺在地板上死掉,非常顽强——但我绝对不要木心这样,我不敢想象木心这样。

理想国:您也觉得自己没有故乡,但您在很多城市长期生活过,哪个城市对您影响最大?

陈丹青:我不会把我家那条弄堂当做“故乡”,这个词对我来说太诗意,太严重了。我也不会这样去回想我游历各种城市的经历。你非要问,那么上海、北京、纽约,都塑造了我。

理想国:如果不做比较级,可以分别谈谈它们的影响吗?

陈丹青:回头想起来,上海给我的影响有个蛮核心的价值,跟绘画有关:上海给了我对西方的想象。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城市,哪怕杭州和苏州,我对欧洲的想象不太会像我在上海那样。上海很多弄堂房子的装饰我从小看熟,包括外滩。后来到了欧洲,才知道上海许多局部景观学的是欧洲,所以它给我对欧洲的想象,从很小很小就开始了。

当然还包括上海的画家,我后来接触过江西的画家、江苏的画家、北京的画家,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上海画家。虽然我后来画的跟他们不一样,还学北方的画家,但决定性的影响还是上海,哪怕我要洗掉的影响,还是证明了上海。

北京是一个首都能给人的影响:权力的影响。我上的学校叫中央美院,很奇怪的一个名字,挑明了其他地方都在中央之外。

然后是纽约的影响。纽约把我带坏了。它使我确认我什么都不是,就是一个画画的。你怎么活下去,你自己想办法。这是非常好的教育,我甚至当知青时都没受过这个教育。

纽约最最结实的教育,就是你是顶着你名字的那个人,你的一切自己负责。我非常感谢这种教育,任何堆在艺术家头上的浪漫和虚荣,到纽约全没了。

到美国第一天你就得融入,你得登记电话号码,你得找地方住。你住下来,马上电话公司就来电话,这是对你英语的考验,第二年你有点收入,就要交税了,非常简单、直接。

接单美工

艺术上的所谓“融入”是什么呢,传统油画有一百个圈子,当代艺术有一万个圈子,一万个画廊、一万种弄法、一万个老板,对你有一万个要求,都不一样。你在不在这一万个要求中?这是不能模糊交代的问题。但我一定不是那个融入美国社会的艺术家,为什么要蹭热闹?

所以到一个城市最要紧得有把钥匙,打开门,是你自己的地方。我在每座城市能做到,难易各有不同,但我混了下来。

此外我每到一个城市会有一群朋友。从小混江湖的人都这样。我们是个体户,最关心到一个城市怎么能留下来,终于有一天可以打开摊子画画了,这是我们永远在意的事情,只要这事能做,我就算跟这个城市发生关系了。

至于马路上的人,我不知道他们要到哪。我很容易安定下来、安静下来。焦虑总归有的,到美国开始过交房租的日子。去了三年,有了自己第一个公寓,小小的公寓,我高兴坏了,人生还要怎样?

《局部》第三季剧照

理想国:现在流行一种说法,说自己是精神什么人,比如精神希腊人,可能也是像木心说的绍兴希腊人,讲的也许也是文化认同。对您来说,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标?

陈丹青:没有。我只是个老知青。

理想国:既然如此,故乡这个词,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定义变一变?当你认同一个地方,当你跟这个城市产生直接的关系了,故乡是否就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变化?以及跟故乡相对的一个词是外来者,您怎么看外来者跟故乡这一对词?

陈丹青:我一直是个外来者。我到江西下乡,就是个上海来的,到北京去上学,就是个外省考生,到了纽约,还用说吗,差不多就是个难民,多年后回北京还是个外来者:这家伙从美国回来的,一条美狗。

我早就习惯这样,哪座城让我混,我就谢天谢地。我在乌镇也是个外来者,但我慢慢有了感情。乌镇人都认识我,因为方圆很小嘛,瞧这家伙晃来晃去,大家叫我陈老师。

所有这些问题不会困扰我,什么故乡,身份外包美工,我不想的,我很庆幸蛮早蛮早就是个知青,知青是对这些问题免疫的人。(采写:hyl 编辑:林蓝 策划:看理想新媒体部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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